“相成相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的城乡关系论
摘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城乡关系成为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从乡村立场出发，对城乡关系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和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相成相克”的概念，认为相成与相克之间的张力影响和决定着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演变。传统中国的城乡关系，虽然存在着城镇对乡村的统治和剥削，但更多的是一种“交流平衡”和“有机调整”的“相成”。“相成”的关键，是“农工一体”的农家经营模式下手工业生产的作用。近代以来，城乡关系由“相成”转变为分裂和对立的“相克”，即都市对乡村的索取加大，吸附了大量乡村知识精英，对乡村手工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农民生活贫困化。解决城乡“相克”和实现城乡“相成”之道，重在乡村社会经济建设，尤其是要恢复和发展乡村工业。但乡村工业不完全是传统的手工业、副业，而是逐渐趋向机器化，并建立乡村工业合作社组织。时至今日，费孝通“相成相克”和建设乡村工业的理念依然闪烁着光芒。
关键词：城乡关系 相成相克 乡村工业
作者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天津 300350）。
城市和乡村是在一定区域内共同存在的两个实体。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或城乡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城乡关系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大分工的历史产物，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早期，随着城市的出现而产生。在中国近代，城乡关系问题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这一讨论，与中国政治、经济和思想的变动有极为密切的关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乡村危机与复兴乡村的交叠声中，各种乡村改造的思想、方案纷纷出笼。在此过程中，关于城乡关系的讨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仅出现的时间稍晚，声音也比较微弱，那时各界所关注的核心不是城乡关系，而是乡村和城市各自的命运。就费孝通而言，他关注最多的也是乡村而非城乡关系，对城乡关系的论述在其成果中仅占较小的部分，但他并未忽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而是从乡村视角对城乡关系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费孝通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伦敦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求学、任教，对江南、云南等地乡村进行了一系列实地调查和深入研究，发表了不少享誉海内外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对中国乡村社会经济的危机与出路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提出了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其中关于城乡关系（更多是经济关系）的研究，既有专门文章，也有相关著述。主要论文有：1933年10月的《我们在农村建设中的经验》，此为费孝通第一篇对城乡关系有所涉及的论文。同年11月的《社会变迁中都市和乡村》，是他第一篇专门探讨城乡关系的论文。此后费孝通对城乡关系反映较多的作品有《复兴丝业的先声》《江村经济》《中国乡村工业》《禄村农田》《内地的农村》《乡土重建》《关于“乡村工业”和“绅权”》，专门研究城乡关系的著述有《乡村·市镇·都会》《论城·市·镇》《损蚀冲洗下的乡土》《关于“城”“乡”问题》《城乡联系的又一面》等。费孝通坦率地承认：“我曾想逐渐踏进更复杂的市镇社区，可是因为种种限制，我并没有如愿以偿……至于比市镇更复杂的都会，我还不敢作任何具体的研究计划。”正因为此，其“知识偏重在乡村方面，所以我看一个问题时也不免从这方面入手”。也就是说，他主要是从乡村视角来分析城乡关系的。不过，费孝通毕竟是在县城出生、成长，并在大城市求学、任教，对城市经济和城市生活不乏丰富的感性认识，这对他思考城乡关系是有益的。
一切思想、学说的产生，都与前人和同时代学者有或多或少的关联，费孝通对中国乡村以及城乡关系的见解也是如此。据笔者对其1949年以前发表论著的全面检索，引用或评论约计82位学者的观点，其中国内20人，国外62人。国内学者包括吴文藻、潘光旦、陈翰笙、顾颉刚、冀朝鼎、严复等。相比而言，国外学者对费孝通的影响较大，包括马林诺夫斯基、史禄国、派克、布朗、托尼、戴乐仁等。从以上学者的论著中，费孝通主要是受到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启发。就城乡关系而言，马林诺夫斯基、托尼、戴乐仁和费达生对他有过直接影响。
与同时期其他学者不同的是，费孝通将新学训练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对中国城乡关系提出了具有高度概括意义的“相成相克”概念，并以此为中心，对历史上和现实中城乡关系的一些具体问题展开了分析。也正因为此，费孝通成为同时代中对城乡关系研究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但不无遗憾的是，对于这一颇具思想史价值的学术贡献，无论是历史学界还是社会学界，迄今都未曾给予应有的重视。如果说学界对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比较熟悉，那么对“相成相克”则是比较陌生的，更缺乏具有学术意义的专门研究。基于此，笔者试图通过解读费孝通比较零散的文本，并将之置于近代尤其是民国以来的社会实际以及与同一时代相关学者的比较中进行考察和评判。
时至今日，距离费孝通当年的调查、研究和阐释已经过去七八十年了，但中国城乡关系的问题并没有消逝，“相成相克”的内在张力依然延续。如何处理好城乡关系，如何实现城乡的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依然是中国社会经济建设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为此，我们既要关注现实，也要追溯历史，建立现实与历史的连续性，尤其要挖掘历史上曾经产生的思想智慧，和现实思考紧密联系起来。在此意义上，加强对费孝通的“相成相克”说的研究和阐释，对今天的城乡建设一定会有所启迪。
一、城乡关系“相成相克”概念的提出
城乡关系“相成相克”的概念，是费孝通1947年4月正式提出的。他发表的《乡村·市镇·都会》一文，第一个小标题就是“相成相克的两种看法”，在正文中提出“对于中国乡村和都市的关系有相成和相克的两种看法”。1948年3月发表的《关于“乡土工业”和“绅权”》一文，他又指出：“我认为城乡在经济上及政治上都有相成相克的两方面，在历史的演变中，双方的分量常有轻重的变化。”这一表述，已不限于“相成相克”，还提出双方的分量在历史演变中常发生轻重的变化。那么，何谓“相成”，何谓“相克”，又何谓“双方的分量常有轻重变化”呢？
“相成”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费孝通看来，“相成”是城乡关系的一种理想化状态，带有“应当”的意味。费孝通关于城乡关系中的“相成”的一段表述，在他城乡关系论中具有纲领性的作用，实际的城乡关系是以此为标准上下浮动的。他认为：“从理论上说，乡村和都市本是相关的一体。乡村是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它所生产的并不能全部自消，剩余下来的若堆积在已没有需要的乡下也就失去了经济价值。都市和乡村不同，住在都市里的人并不从事农业，所以他们所需要的粮食必须靠乡村的供给，因之，都市成了粮食的大市场。市场愈大，粮食的价值也愈高，乡村里人得利也愈多。都市是工业的中心，工业需要原料，工业原料有一部分是农产品，大豆、桐油、棉花、烟草，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工业原料比了粮食有时经济利益较大，所以被称作经济作物。都市里工业发达可以使乡村能因地制宜，发展这类经济作物。另一方面说，都市里的工业制品除了供给市民外，很大的一部分是输入乡村的。都市就用工业制造品去换取乡村里的粮食和工业原料。乡市之间的商业愈繁荣，双方居民的生活程度也愈高。这种看法没有人能否认。如果想提高中国人民生活程度，这个乡市相成论是十分重要的。”这一阐释表明，所谓“相成”就是城乡经济相互需要、相互补充的一种理想状态。
所谓“相克”，显然是离开了“相成”的标准。费孝通指出：“从过去历史看，中国都市的发达似乎并没有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的，都市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也就是说，城市与乡村之间是对立的，反相成的。而所谓“双方的分量常有轻重变化”，则是二者的比重常互有变动，相互之间的张力形成城乡关系的不同面向，或相成相克并重，或偏向相成，或偏向相克。
在费孝通之后，另一社会学学者袁方于1948年6月也发表文章谈到了城乡关系的“相成相克”问题。他指出：城乡关系大体上说来有相成相克的两方面，“城市离不开乡村, 乡村也离不开城市, 彼此互相依倚, 构成一体, 这是相成；城市剥削乡村, 榨取乡里人的血汗, 或是乡里人围困城市, 革城里人的命, 彼此对立冲突, 这是相克。从相成方面看，城乡是朋友，从相克方面看，城乡是仇敌……城乡关系，虽因时因地有不同的表现，可是这种表现不在它是朋友，或是仇敌，而是在‘敌乎？友乎？’的格局如何相成相克的凑合。”这一表述与费孝通的上述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但没有像他那样对“相成”作出深入的解释。袁方时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师，与费孝通为同事。抗战期间二人曾为师生关系，费孝通的《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一文，袁方参与过讨论和写作。抗战胜利后，袁方也是费孝通主持“皇权与绅权”的讨论班的核心成员之一。
费孝通提出“相成相克”的概念并不是偶然的灵机一现。追溯他此前发表的论著，其实早就有迹可循了。1933年，费孝通在《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一文指出：在讨论中国乡村和城市的问题时，中国的都市有两种不同的性质。第一种是旧式的“城市”，如苏州等。这种城市的出现，不是由于工商业的发达，而是在于一辈脱离土地工作、依收租为生的地主们安全的要求。从经济上论，这是一种消费的集团。第二种是新兴的都会，如上海等，它们是西洋文明东渡的产物，是现代的，最重要的是工业和商业，所以是生产的集团。“论中国都乡关系的，往往不分此种差异，熟悉前者的，常认为两者在经济上是冲突的。消费者的增加，资本的耗费，自然对于农村有极坏的影响。熟悉后者的，则认为两者是相成的，因工业和农业本来互相赖以发达的。”在这里，费孝通对城乡关系已有“冲突”与“相成”的概括。1934年的《从“社会进化”到“社会平衡”》，虽然是讨论人类生活与处境之间的关系，但费孝通的“相成相克”的概念已初具雏形。他认为：因为人要求生，所以他得处处和环境周旋。处境不同，处境有变，文化跟着也要有变。“人们的处境实可以分为相成相克的两方面。相成的就是供给生活的资源，相克的就是和自己竞争获得此种资源的一切势力。”“若土地有限，人愈多则自然的资源愈难得，除非想别的办法——就是分工，就是把社会组织复杂化，使个人的工作效率增加以维持生活。这是相成一方面的。在相克一方面，即竞争的增加……在人类的处境中，相成相克的双方都有一种潜在的趋势。”1937年的《从社会变迁到人口研究》，同样不是讨论城乡关系，但费孝通也提出了“相消相成”“相成相克”的说法。他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的结构功能理论指出：通过“接触情境”来明了现实社区的变迁过程，即新环境、新势力与传统势力、传统环境“两种势力相消相成的场合所造下的一切状态”。如果将这一理论应用于研究中国社会变迁，则为新的“动变势力”与传统的“抗变势力”所导致的“变迁事实”，“是相成还是相克？”1946年，在《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一文中，费孝通又谈到“相辅相助”“对立”与“相成”。他指出：从理论上来说，农业和工业是相辅相助的。都市的兴起，人口集中在都市里，增加农产品的需要，促进工业原料品的生产，都市的繁荣也就是农村的繁荣。人和物不是对立的，不像现代文明中，人和机器一般的隐藏着恶感；人和物是相成的，人在物里完成他的生活。这一阐述与他在1947年提出城乡关系的“相克相成”已经非常接近了。
二、传统城乡关系的“平衡”与相成
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演进，核心问题是传统、近代及其关系。传统与近代既有连续性，又可能呈现为断裂状态。费孝通对中国传统城乡关系与近代城乡关系都有所涉猎，从发表时间来看，后者甚至早于前者，他对近代城乡关系的关注20世纪30年代初就已开始，而对传统城乡关系的研究则是40年代以后了。费孝通对传统城乡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个介入途径：一是在研究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时，凭借着对历史文献的一些了解，对传统城乡关系有所追溯；二是从位置较为偏僻、经济落后地区的调研中，找到传统城乡关系的蛛丝马迹，最终目的仍是为了说明近代以来，尤其是他本人所处时代城乡关系的变动。
对传统城乡关系，鲜有具体研究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城乡关系史及其特征做过宏观的描述和概括，认为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城乡关系一般经历了城乡一体、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加剧的过程，并预测共产主义社会将达到城乡关系的融合。其中，自从有阶级的社会产生以来，城乡关系基本上处于分离和对立之中。在中国学界，1947年，社会教育家童润之和经济学家姜庆湘结合国内外历史，也做过简略的总结。童润之时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他认为：“一部社会演进史，大体可说是都市对乡村的压榨史。……在昔奴隶与封建时代，特权阶级大抵留居乡村或城堡里，对一般农民作面对面的直接剥削。”姜庆湘时任上海《经济日报》主笔，他认为一切阶级的社会都是都市与农村对立的社会，不过它们相互之间对立的程度、范围与方式，却因各个个别国家民族的社会发展条件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对中国历史而言，“经历了奴隶、封建以及当前这个畸形的过渡阶段，但就我们的都市对农村的关系而言，却无论是在这当中的任一社会阶段，仿佛都是都市在农村扮演着剥削与支配的角色。”上述观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解释有类似之处，都特别强调城乡关系的对立、城市对乡村的压榨。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否定中国传统社会已成为潮流。然而，费孝通对中国传统城乡关系史的解释却没绝对化，不仅没有完全予以否定，反而认为主要是相成的。从理论上说，这一观念应该受到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功能论的影响，即一种传统制度总有它的作用。
在对中国传统城乡关系的理解中，首先是如何界定关系的一方——“都市”？在费孝通看来，主要是指“市镇”，有时也指作为政治统治中心的都市，甚至二者经常是合一的。但无论是市镇还是都市，都和现代城市不是一个概念，它们不是工业中心，而是官僚、地主的居住地和农村货物的交易场所。基于此，费孝通所理解的传统市镇、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就不是近代以后主要表现为工业和农业差别的城乡关系，而是更多地表现为贸易关系。所谓“相成”，指的就是贸易关系。
农民与都市进行贸易主要发生在市镇，而非县城以及更大规模的都市。譬如云南昆明，虽然是商业发达的大城市，却不是农民所依赖的市场，在这里进行交易的是昆明居民以及各县城来采办的商贩。在昆明附近六七个很大的市集，俗称街子，这里才是农民的商业交易场所。甚至有的县城不设集市，如呈贡县，市集设在离县城约15分钟的龙街。费孝通认为，县城与街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区，县城选址首先要考虑治安问题，一般选择在易守难攻的地方；而街子以商业为目的，地点在交通要道，四周农民容易到达。他肯定地认为，此类在乡村贸易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小市镇在中国各处都有，在当时经济相对发达的太湖流域尤为普遍。以费孝通的老家江苏吴江县为例，这是他最先进行乡村调查的地方，县城在商业上远不及该县的震泽镇、同里镇。这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中，政治中心不一定是经济中心，恰恰是这些市镇为城乡贸易提供了空间的便利。
农民与市镇的贸易联系，主要是农产品、手工业品在市镇的交易。费孝通认为，乡村是中国经济的重心，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中心，也是手工业生产的中心，正是这种农工一体的经营模式形成中国传统经济自给自足的根本特色。不过，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不可能所有物品都能做到自给自足，仍需要进行买卖交易，到市镇换取乡村不能生产的物品。在民国时期，有的地方甚至还保留了以货易货的方式，“带着货物上街的人，还是带了其他货物回家的”。更有一些农民尤其是佃农，通过出卖手工业品，使得一部分资金回流到乡村。这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它在租税的项目下输出相当资金，而藉家庭手工业重复吸收回来一部分。乡镇之间，似乎有一个交流的平衡”。“交流平衡”是传统城乡贸易最为显著的特征，正是由于“平衡保持得住，土地权不会大量外流”。
与农民所提供的产品相比，城镇里生产的大多物品对农民来说不是不可或缺的。抗战时期，费孝通在云南禄村调查时发现，当地都市供给农村的物品，就不是农民生活中长期需要的，这些物品的缺乏不会影响到农业生产。因为农业生产的工具不但简单，而且都是可以长久使用的。所以，“我虽不说中国农家全是自给，但是我却认为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可以自给的”。云南乡村是相对落后的，“还不能脱离传统的农村社区”，其城乡关系带有传统特点是不奇怪的。
在城乡贸易的“平衡”中，费孝通高度肯定了手工业所起的显著作用。他认为乡村工业帮助了农业，进而维持中国这样庞大的乡村人口。手工业甚至巩固了土地制度、租佃制度，维持了佃农生活。因为在租佃制下，经营小农场上的佃户不能单靠土地维持“不饥不寒”的生活水准，乡村工业作为一道“防线”挡住了佃户和地主之间的严重冲突，“那是手工业津贴了土地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地主拿走农民所属土地收入的一半，农民还是能通过经营手工业，休养生息而维持基本生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农业技术、劳动需求、人口范围、农场面积、乡村手工业、地租数量和地主权利是一种真正的“有机调整”。只要这种“调整”给予农民一种“不饥不寒”的生活，传统中国社会就可以继续维持，一切经济制度如果不能保证这样一种最低限度的生活都是不能持久的。这里所提出的“有机调整”，是费孝通在“交流平衡”之外又一重要概括。这一评价也为阐论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衰落以及对城乡关系分裂的影响埋下了伏笔。
正是由于城乡之间的交易平衡和有机调整，费孝通才对传统城乡关系给予了相成的肯定：“那种我称作镇的社区，因为是偏重于乡村间的商业中心，在经济上是有助于乡村的。”从当代学者的研究来看，这一状况类似于欧洲古典时期的城乡关系。欧洲古代社会分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时期，两个阶段的城乡关系并不完全一致，古典时期的城乡分化还不明显，农村在经济上是独立的，是整个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城市在政治上统治农村，但在经济上对农村具有依赖性，城乡经济基本处于一种统一状态。
此外，中国传统城乡关系的“相成”还表现在政治与社会结构上，主要是士绅在乡村所发挥的作用。中国有叶落归根的传统，在科举时代，乡下人在城镇游学，到都市考试，只是短期的，并不放弃祖居，这就是费孝通所说的，“考了秀才，中了举人，点了翰林，他可能始终是一个乡下人”。之所以如此，在传统社会中，都市并未表现出比乡村更明显的优势和吸引力，即便为官在城，终究也要告老还乡。这一传统为乡村社会保留了士绅和地方人才。这些人物不但不损蚀本乡的元力，“对于地方事业的负责可以说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中间阶级为甚。即使我们说这些人服务地方为的是保障他们自身的地主利益，是养鸡取蛋的作用，我们也得承认这和杀鸡取蛋是大大不同了。”尽管传统士绅主要是地主，“他们可能在土地制度之内剥削农民，但是乡间财富并不大规模的外流。以整个社会说，有如叉麻将，叉来叉去，最后不会有太大的输赢。”总之，城乡之间的人才渠道是畅通的，对乡村是有益的。
费孝通对传统城乡关系偏于肯定的解释，受到一些学者的非议，甚至有人认为他是为地主阶级唱赞歌。如前文提到的姜庆湘就认为，在费孝通的眼中，传统社会的城乡经济对立始终未曾存在过，而且抹煞了地主对农民剥削的历史。这一评论当然有所偏颇，其实费孝通在对传统城乡关系予以肯定的同时，也未否认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城镇对乡村的剥削关系，主要是指城镇地主对农民的租佃剥削、利息剥削以及国家对农民的赋税剥削。中国土地分配集中，缺乏土地的农民租种占地较多的地主的土地，由此形成租佃经营者和租佃农民之间的剥削关系。在费孝通看来，地主出租了土地，“自己就离乡住入较为完全的城里去。在乡间做个小小富翁并不是件太安心的事，那是我们中国人的普通经验，用不着我来举例作证的。那些地主们在他们住宅周围筑个围墙，可以保卫。他们有资本可以开典当铺，可以在谷贱时收谷，谷贵时卖谷，可以放高利贷，可以等乡间的自耕农来押田借谷，过一个时候贱价收买。”至于国家对农民的赋税剥削，费孝通认为，这一剥削主要表现为都市尤其是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市（以官僚地主为基础）对乡村的统治和剥削。不过，他对于这一层关系的论述较少。
如果用费孝通所界定的城乡“相成”的理想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城乡经济的确不能说是完全“相成”的，因为二者并没有形成相互需求、相互补充的状态。乡村经济基本上可以不依赖城镇而生存，而城镇却离不开乡村，城镇通过对乡村的剥削而生存，一定程度上对乡村是“相克”的。也正因为此，费孝通也曾表达过，这种城乡关系是一种“片面关系”。不过，如果仅从经济关系而言，城镇对乡村的确不存在明显的“相克”，因为乡村产品几乎单向进入城镇，而城镇少有回流的产品进入乡村，这就等于出多入少的“顺差”或者导致了费孝通所说的“交流平衡”。农民能够从产品进入城镇的获利之中，一定程度地抵御了缴纳地租、赋税和利息的“相克”，对乡村是利大于弊的。
与费孝通相比，当代学者对传统城乡关系的研究，也看到了城乡贸易的单向流动，城市并不比农村有更明显的优越性和吸引力。但有所不同的是，多数学者是依据马克思所说的“无差别统一”或城乡一体化、同一性来概括的，而未吸收费孝通“交流平衡”“有机调整”的“相成”概念。
三、近代城乡关系的相克与分裂
如果说中国传统城乡关系处于一种“交流平衡”和“有机调整”的状态，相成远大于相克，那么到了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则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城乡关系之所以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原因即在于此。1947年，费孝通指出：“我们的历史不幸走上了使两者相克的道路，最后竟至表现了分裂。这是历史的悲剧。”但所谓相克，并不是你克我和我克你的互克，而“只是依一方面而说，就是都市克乡村。乡村则在供奉都市。”费孝通还用“瘫痪”而不是“崩溃”来形容乡村衰落，“在乡土经济中崩溃却似乎不容易发生，会发生是瘫痪的现象……所谓崩溃是好像一部机器因为零件脱落而陷于停顿，是一种有类于机械性的现象；瘫痪是构成一个有机体的各个不太相关的细胞的破坏，它所给全体的影响并不是致命的，而是逐渐的，亏耗性的，有一点相类于生物性的现象”。但瘫痪比崩溃还要糟糕，因为现代工业国家的经济危机并不是每一部门的败坏，而常是某一部门受到阻碍或是活动周转不灵，只要把“零件修好”或是阻碍活动的因素矫正了，又可以重上轨道、照常运行，危机之后可以接着复兴甚至繁荣。但瘫痪却是“每个细胞的逐渐在瘫痪，病害得重得多，是沉疴不是险症”。
对此现象，同一时代也有其他学者提出过类似的意见，在时间上比费孝通还早。譬如，1933年，四川大学农学院教授蓝梦九发表文章指出：“都市譬如湖海，农村犹如湖海周围的河流，河流中间的水，日夜不停地集注于湖海，而湖海具莫大的吸水力，使河流干涸。……都市使其生活的奢侈增高, 实掠夺农村之生活而致者，都市酒肉臭，农村饥寒迫，奢侈淫靡的都市造成社会的万恶。”1937年，张腾发也指出：都市愈发展，农村愈破产，都市的繁荣与农村的凋敝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现象。与此相比，在殖民地化过程中迈进着的中国，城乡矛盾更加尖锐，更加复杂。进入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关注城乡对立的学者明显增加，有姜庆湘、童润之以及万典武、王亚南等。不过，与费孝通相比，他们都没有给出“相克”这样高度概括性的结论。
那么，城乡对立与分裂的具体表现有哪些，何以导致这种结局呢？费孝通主要从三个方面做了阐述：
第一，近代以来都市对农村的索取比传统时代严重得多，都市更加离不开农村的供奉了。近代以来所谓都市，主要是指新兴的通商口岸，也包括其他以推销和生产现代商品为主的通都大邑。从通商口岸发展起来的城市，既不同于传统城镇（市场镇和驻军镇），也明显区别于西方的大都市。费孝通认为，纽约和伦敦那样的西方都市可以看作一个广大经济区域的神经中枢，中枢的发展就代表了核心区域的发展，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通过这种关系，促进了不同区域的劳动分工和经济分工，这是一个城乡相成的都会形式。但中国的上海等通商口岸却有所不同。首先，它不是普通的现代都会，不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区域中心，而是一个被外国列强政治条约所打开的通商口岸。它不是一个像纽约或伦敦那样从它们自己的核心区域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城市，而是西方掠夺对中国经济冲击的结果。通商口岸的繁荣并不意味着内地的繁荣，它们代表的不是互相发展，而是一种超经济的力量统治不发达地区的方式，在很长一个时期它们是和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相偏离的。它们作为外国商品进入的门户，在经济上只是一个缺口，一种漏卮，不断地流出中国的财富。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商业是互利的，外国商品的输入必然由其他商品的输出而平衡，否则的话贸易会停止。费孝通却认为，这只适用于纽约、伦敦，却不适用于上海，上海输出的是中国的原材料，或者说从农村得到的工业原料，而且当货物的输出不能保持贸易平衡时也输出金银，输出商品并没有得到相等价值的进口商品。其次，上海等通商口岸与传统市镇又有类似之处，即它们都主要是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的社区。不同的是，二者的消费来源有别，传统市镇的消费品是当地或者是附近所生产的，而通商口岸消费的商品大多却是从外国进口的。外国商品的主要市场之所以在通商口岸（或国际租界），是因为这些地方吸收了所有那些不能待在内地的人，这些人大多数是带钱到租界来花的。这些钱不是来自于通商口岸本身，而是周围的农村，各种吸管把从中国农村吸出来的财富输入这些口岸。所以，费孝通认为，即便是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上海，也是一个工业不发达的都市，它是被供养着的，是用了从乡村里剥削来的财富换取外国工业品来消费，这是城乡相克的形式。当然，所谓“从乡村里剥削来的财富”，费孝通并没有明确所指，但显然是前述传统城市对农村的租赋剥削，并且由于近代都市增加了洋货的消费，向农村的索取更加严重了。
与费孝通相比，其他学者也多强调近代都市对农村的剥削关系，但分析角度有一定的差别。譬如农业经济学者杜修昌，当时任职于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他主要从农民与工人之间生产与消费关系的角度，分析都市对农村榨取的问题。他认为，从纵的方面说，农村的金钱概为都市所吸收；从横的方面说，农民是生产者，都市工人是消费者，都市工人所消费的生活资料是农民的生产物，这是都市榨取农村的一种形态。反过来，因交换经济的发达，农村已失去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农民的消费品大都由都市而来，物品价格随着都市工人生产费用的增加而增加。由于农民不得不消费高价的商品，这种贱卖贵买的关系又构成都市榨取农村的一种形态了。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如费孝通所论全面和深刻。
第二，都市工业的发展，导致乡村手工业的衰落以及农民生活的贫困化。这是费孝通所论都市克乡村的核心。如前所述，费孝通所谓传统城乡关系的“交流平衡”和“有机调整”，主要是因为家庭手工业在农家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近代以来却发生了相反的动向，“交流平衡”和“有机调整”开始崩溃了。他指出：“一个重要的齿轮——乡村手工业脱落了。……随着乡村工业的衰落，对农民而言，维持一种最低限度生活的传统调整机制失去了效力。”
农村手工业之所以衰落，根源在于和都市工业的市场竞争中完全处于劣势。都市工业品，即机器制造品，无论是成本还是出品质地都比手工业产品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费孝通指出：机器所用的是无生能力，富有累积性和正确性。手工业用的是有生能力，限于一个人的或若干人能加得起来的体力。这种能力不但不易累积，而且不易正确。因此，机器生产超越了手艺生产。人工要和机器去竞争，有如挑夫对飞机火车一般望尘莫及，若单就抽象的手工业和机器工业来讲，手工业确是处在不利到无法抬头的地位。江南缫丝工业击败了传统蚕丝手工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传统的手艺敌不过现代的机器，土丝的价格因市场的日缩，一落千丈，竟至不能支付生产的成本。结果，国内蚕丝市场随之缩小。市场缩小的结果带来了农村地区传统家庭蚕丝手工业的破产。在机器制造品里面，洋货的输入是更为致命的。费孝通指出：中国手工业的“地方产品”成了劣等物的同义词，“费了较高成本制造出既不雅观，又不适用的土货，怎能在既便宜又漂亮的洋货旁争得购买者呢？……引起了乡村里无数靠着制造土货的工人们的失业”。在传统社会，乡村手工业还可以脱开城市而发展；而在近代大机器工业面前，依靠手工的农民是没有抵抗力的。
一般来说，现代机器工业取代手工业是历史的进步。然而，进步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利，对于中国农民而言就产生了痛苦的结果。费孝通指出：“我们中国的经济已犯了一种绝症”，以往用来帮助农业来养活庞大农村人口的手工业，因机器的发明而沦于不可救药的地位。手工业没有了希望，也就等于说中国农村经济没有了希望。他以江村蚕丝业的衰落对农民的影响为例，做了两个方面的阐释：首先是入不敷出。当蚕丝业兴旺时，佃户尽管要缴纳租米，大量财富从乡村流入城镇，但他们仍能从手工业品的销售中获得利润得以补偿，维持足够的生活水平，并用于应付经常发生的灾难和昂贵的礼节性开支。但蚕丝业萧条之后，村里的平均收入减少了1/3，而消费和社会义务方面的开支仍然像过去一样，结果自然是亏空。其次，乡村地权外流和佃户数量增加。土地问题虽然早已存在，但在手工业兴盛的时代，问题不是很严重。手工业衰退后，农民入不敷出，不得不向城镇富裕的地主或高利贷者借债。借贷仅靠个人信用是不可能的，抵押地权成了唯一的出路。当不能按时偿还债务时，地权就不得不转移出去，有田的农民也就降为佃户了。在江村调查时，费孝通发现全村已有70%的人家成了没有田的佃户。
在农民土地向城市流失的问题上，费孝通受到英国经济学家托尼的启发，但有较大的修正。他认为托尼的《中国的土地与劳动》是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生活最好的一本书。托尼指出：在中国农村的某些地域，“又出现了另一种地主阶级，即在外地主阶级。在外地主并不居住在土地所在地的乡村，他们和农业的关系纯粹是金融关系”。他认为靠近都市的农业生产力高，有吸收都市资本的倾向，因此都市资本较多流入农业中。譬如在广州和上海邻近地带，农民中的佃户分别高达85%和95%。而在陕西、山西、河北、山东及河南等传统农业区，据说有2/3的农民是土地所有者。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不仅引用了托尼的观点，还认为该观点在太湖流域的江村得到证实。不过，费孝通在调查云南禄村之后，发现这里的土地状况是托尼的观点无法解释的。禄村的单位面积产量比江村多，但事实上这里的地权却很少流失到市镇。费孝通认为，其中的奥秘仍在于手工业，“若是要解释江村佃户充斥的现象，我们决不能忽略了该地手工业崩溃的事实。用手工业崩溃和现代工商业势力的侵入来解释江村土地制度的现象”。反之，“若是一个原来就不靠手工业来维持的农村，它遭遇到都市的威胁，决不会那样严重”。所以，他非常自信地说，“是我个人的一种见解”。
为了进一步说明都市工业对乡村工业的破坏及其影响，费孝通还进行了逆向论证。他发现，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农村一旦与都市隔绝，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反而得到了改善。这一见解，呼应了他对传统城乡关系所说的“相成”论。以日常生活用品为例，抗战爆发后，很难依靠都市企业来满足。因为沿海都市工业遭到破坏，政府又限制日用品的进口，外国日用品不能大量的输入；而在敌机轰炸之下，后方都市也不易建立起大规模的工厂企业；在国防需要之下，政府尽力维持的工业也大都偏于军需性质。如此一来，日用品的供给只能留给乡村工业自行解决。乡村工业一旦脱离了洋货和机器产品的竞争，竟走上了繁荣之路，到处可以听到各种手工机器的声音。在都市附近的乡村，经营这些手工业的农民，谋得了利益，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比以前吃得好了，衣服穿得整齐了，新建筑比以前加增了。由此导致“乡村没有了都市是件幸事……老百姓所求之不得的。”这一现象，可谓中国近代史上极具讽刺意义的一幕！
费孝通还发现，乡村手工业的衰败不仅影响了乡村，还影响了都市。因为都市不能孤立地发展现代工业，“如果乡村不能繁荣，农民收入不能增加，都市工业尽管现代化得和西洋媲美，工厂里出产的货品试问向哪里去销售？工厂不是展览会，不是博物馆，没有市场就得关门。”这一点其实与传统社会有一脉相承之处，城市终究不能离开乡村而顺利发展。
不仅如此，手工业的衰落还导致了租佃冲突乃至社会动荡，这是更大的社会问题，费孝通指出：当地主下乡收租时，发现他们的佃户并不像以往一般驯服了。地主也许不明白为什么佃户变了，他还是收取和以往同样的租额，并不是过分的要求，但佃户们眼里的收租者变成了来要他最后一粒谷的催命鬼，“看不见的是没有声音的西洋工业势力，它打碎了传统有机配合中的一个齿轮，那一个地主本来不关心而其实是保证他们特权的齿轮，乡土工业。”在此基础上，费孝通预言，乡村工业的崩溃既然打击了地租的基础，也就决定了地主阶层的命运，而失去手工业的农民也会引起社会扰动，“这些问题，决不是杞人忧天之类，若不及早预防，迟早会逼到我们头上来的”。费孝通的提醒，已经在中国革命的浪潮中得到了验证。
第三，精英离村进城及其对乡村社会的负面影响。与传统社会中的落叶归根传统相比，近代尤其是民国以来，“以官为家”以及乡村精英脱离乡村的现象成为常态。费孝通感叹道：“以前保留在地方上的人才被吸走了；原来应当回到地方上去发生领导作用的人，离乡背井，不回来了。……乡土培植出来的人已不复为乡土所用，这是目前很清楚的现象。”
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与清末科举停废和新式教育的兴起有关。费孝通发现，来自乡村但已受到新式教育的毕业生，不是不愿回到乡村，而是由于与乡村格格不入，不能回乡村了。譬如大学生，几年的离乡生活已把他们和乡土的联系割断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化使他们觉得自己异于乡下人，而无法再和充满着土气的人为伍了。“他向哪里去找可以应用他在大学里所学得的那一套知识的职业呢？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可以，大才无法小用也可以。”不只大学，中等教育与乡村也是不合拍的。费孝通在云南禄村做研究，距离村子不远有个农业学校，乡下朋友常指着学校的农场说笑话，说老师们种菜像是种花，赔本的。学生们出来，也没有那么多“校农场”给他们“实习”和“实验”；回家去，家里也没有这么多本钱来赔。最终，有些学生当了小学教员，有些学生转入军校，还有些学生在家里赋闲，整天无所事事的鬼混。无论是大学生还是中等教育学生，都是不曾利用新知识去改良社会的一批寄生性“团阀”阶层，既不能从事生产去获取生活，就只有用权势去获取财富了，转而阻碍了城乡生产事业的发展。有鉴于此，费孝通断言，现在这种教育不但没有促进中国现代化，反而发生了副作用，成了吸收乡间人才的机构，有一点像“采矿”，损蚀了乡土社会。现代教育原本是进步的事业，但对于中国乡村却导致了人才外流，城乡相克可见一斑。
当然，科举废除之后并不是所有的乡村精英全部流失，而是关心和从事乡村事业的人越来越少了。费孝通以故乡吴江县自己的家庭现身说法，证明父辈和他们兄弟一辈与乡村的关系有了重要的区别。他的父亲是在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取得生员资格的，科举废除后，由清政府选派赴日留学。留学归国后，父亲关心本乡的教育、政治和经济，创办中学，组织县议会，主持开拓耕地，疏通水利。但30多年为地方服务的实践，结果却令其“失望而老了。他期望于他的下一代，而他的下一代呢？”费孝通说：除了姐姐还继续着本乡丝业的改良，兄弟四个全飞出了家乡，不再回去了。吴江这个小县城，在抗战前考取公费留学欧美的，至少有七个，但是没有一个回到本乡的，“都不回去了，而且也没有人想回去的了”。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在费孝通调查的江村，要想选择一个有文化有抱负的村长都很难，中学毕业生认为村长工作枯燥无味，缺乏前途。乡村已经越来越远离人才精英了。
正是由于传统领袖的缺乏，为那些利用权势构成种种法外的“团阀”鱼肉乡里提供了机会。“地方上现在已没有任何挡得住那种借权势和暴力来敲诈劫掠的力量了。贡爷老爷已经不存在，洋秀才都挤在城里，农民除了束手待毙 ，只有自己出来抵抗，而整个机构也就难免于瘫痪了。整个中国，不论上层下层，大小规模，多少正在演着性质相似的悲剧，但在生活已经极贫困的乡间，这悲剧也就演出得更不加掩饰，更认真，更没有退步。日积月累，灾难终于降临，大有横决难收之势了。”乡村社会完全劣化了，所谓土豪劣绅之说是有社会基础的。
除此以外，费孝通对普通农村劳力离村进城也给予了关注。他指出：农民守不住耕地，向都市集中。在农村，是经济的破产；在都市，是劳动后备队的陡增，影响到都市劳动者的生机。与其相比，有的学者看得更为严重，如《东方杂志》主编钱智修认为：“都市集中之为害最烈者，尤在将全国之资本劳力，吸收于少数之大都会或大事业，使田野荒芜，食粮匮乏，而农村之自治与教育，皆无人过问。”
应当说，近代城乡对立、都市克乡村已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只是对这一问题认识的程度轻重不同罢了。但也有少数学者对城乡关系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都市的发展有益于乡村。费孝通读清华大学研究院时的老师、社会学家吴景超就指出：“社会上还有许多人，误认都市为农村的仇敌。他们以为都市对于农村，不但没有贡献，反可使农村的破产加深。这种误解，是应当矫正的。……都市与乡村的关系，不是敌对的，而是互助的。”社会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陈序经也强调：都市是帮助乡村的好友，乡村并不因都市的发展而零落。反之，乡村的人口也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虽说乡村发展和都市发展有了分别，事实上，所谓都市的发展,差不多也就是乡村的发展。显然，以上观点是费孝通不能同意的，由此还形成与老师吴景超的争论，其具体表现主要为后述乡村工业与都市工业的发展道路之争。
从学界对中国近代城乡关系的实证研究来看，费孝通当时对城乡对立、都市克乡村的问题深表忧虑，在一些方面的评价的确有些过低。譬如从上海与周围农村的关系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一个外向开放型的城市对周围农村经济的影响和作用也有积极的一面，乡村也为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城乡双方都是有利的。在面临洋货倾销时，农村传统手工业也能够调整生产内容或另辟谋生途径。农村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给近代工业产品打开了销路，为城市经济的繁荣和民族工业的兴起提供了一些市场。当然, 受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制约，近代上海的城乡关系也存在很多局限和弊端。其他如福州、厦门、宁波等地，城乡关系也多如此。以上近代城乡关系的实例，大致反映了相成与相克之间的张力，而非绝对的都市克乡村。不过，费孝通对近代城乡关系的描述和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
四、重建城乡之间的有机循环
18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对城乡关系如何才能实现良性发展，提出过一些不同的看法。亚当·斯密认为，农业是工业原料的来源，都市财富的增长要按照乡村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比例而增长。杜能认为，以工农产品互换为基础，城乡间产业要合理分工布局。马克思认为，要消灭城乡差别，必须统筹城乡产业，将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平衡地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分离的条件。以上学说反映了欧洲地区的情况。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界，主要是根据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看法，与上述西方学界所提出的学说并无明显的借鉴关系。
基于中国近代城乡对立的认识，费孝通等大多数学者都是以此角度来提出解决之道的。费孝通呼吁：“我们决不能让这悲剧再演下去。这是一切经济建设首先要解决的前提。”“我们必须从速恢复城乡之间的循环关系”，“最后的目标是重建城乡的有机循环体，互相有利的配合。”换句话说，就是达到城乡关系的“相成”。
在都市与乡村之间，费孝通强调二者“至少是有同样的重要”。他还提出“城乡互补”论，认为工业品和原材料、粮食之间不断地交换的城乡贸易类型，将会提高双方的生活水平。因此，要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标准，加强城乡经济联系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与费孝通一样，也有其他学者强调都市与乡村并重。如袁方认为，城乡的关系不仅是利益的结合，还是一个共同不可分割的整体——互助共存。都市的繁荣要建筑在农村的繁荣之上。是发展都市呢？还是繁荣农村呢？不是孰轻孰重的问题，而是都市与农村如何并行不悖的重建的问题。童润之也指出：城乡社会相依为命，脉络贯通，其关系犹心脏之与全身血管。拿农工的关系来说，其间不是孰轻孰重的问题，而是如何密切联系，以达到整个经济繁荣的目的。整个社会建设的关键，正好落在城乡的联系与平衡发展这一点之上。
费孝通还强调要从都市入手进行研究，认为乡村社会的变迁常策源于都市，要明了乡村社会的变迁，不能不从变迁的源头都市入手。若把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等都市撇开不论，要明了中国乡村变迁的原因和趋势是无从说起的，只有从都市入手研究中国社会变迁，才能解释乡村中所发生的现象，而且可以推测将来所会发生的结果。不过，费孝通从城市角度所提的改革意见是很少的。他的主要建议，是把都市变成一个生产基地，改变都市对农村的索取和不断地吸血的状况。“最急的也许是怎样把传统的市镇变质，从消费集团成为生产社区，使市镇的居民能在地租和利息之外找到更合理，更稳定的收入。这样才容易使他们放弃那些传统的收入。”为此，他建议地主进城，地主掌握着农业生产的赢余，可以把这笔游资用于工业生产。只要他们在城市里得到了谋生的职业或是投资的机会，即使没有“重重困难”迫使他们出卖土地，他们也不会留恋于已不一定收得到租的土地。现在的关键不是地主们愿意不愿意放弃土地，而是他们怎样转变为生产者的问题了。但残酷的现实尚未提供实现这一途径的条件，因为中国民族工业的萧条使得地主不易在土地之外找到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结果他们的收入还是直接间接的取之于农民”。可见，实现都市工业化、将都市变为生产基地是非常困难的。
相比之下，费孝通主要是站在乡村立场，对乡村经济的发展道路提出自己的意见。乡村经济的主体是农业和手工业，费孝通正是从这两个领域进行阐论的。农业发展有多种途径，最重要的是土地和产量。不过，在费孝通看来，这两个方面目前或短时期还没有解决的可能，也就是说他基本否定了从农业上想办法的思路。首先，土地问题难以解决。以往对土地问题的解决有三种方案，但费孝通均不持肯定态度。其一，土地分配关系的改革。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认为，土地改革是解决中国乡村乃至整个经济问题的核心，这也是中共领导的革命所进行着的实践。费孝通曾被批评保守，反对土地改革。其实，他并不反对土地改革，也认为土地平均分配是合理的，如果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不需要交付租息，将使他们提高福利，保持最低的“不饥不寒”的水准。只是费孝通认为土地改革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土地改革之后农民的平均耕作面积不能增加，不会减轻人口对农业资源的压力。从经营着眼，必须扩大农场规模，但要想扩大农场规模，重要的不是土地分配，而是人口和耕地的比例，是农业人口怎样能减少的问题，分配远没有技术及组织重要。其二，扩张耕地面积。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尚有大量荒地没有开垦，仍有增大耕地面积的空间。费孝通对此没有太多论证，但他认为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开发仍不确定，前景并不乐观。其三，发展都市工业，吸收农村人口。如前所述，吴景超是著名的都市发展论者，他认为：中国乡村的人口太多，而都市的人口太少，只有从发展都市工业上努力。如果都市工业发展了，那么不仅一部分的农民迁入都市可以有立足之地，就是那些留在乡下的农民，生活也可略为舒适一点了。费孝通对此是赞成的，认为兴办都市工业确有必要，英国、美国都通过都市工业的发展成功地减少了农村人口。但与吴氏不同的是，费孝通仅是从理论上赞成都市工业化，实际上却认为都市工业化在当下中国已经是一条很难走得通的路，由于在经济和政治上处于次殖民地的地位，中国还没有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费孝通认为近代以来中国都市的发展是克乡村的，城市工业引发了乡村手工业的衰败并导致了农民生活的贫困。正是在此基础上，他说“我并不反对都市化，但是如果都市化会引起乡土的贫乏，不论是物质的或人才的，我总觉得并不是一个健全的趋势。”这一看法表明，与其说费孝通较少从城市角度考虑城乡相克的解决之道，还不如说他本来就认为从都市出发的角度就是有问题的，城乡相克的解决必须从乡村经济的发展入手。
其次，提高农业产量也无太大空间。费孝通曾向农业专家请教，如果我们利用一切科学所给我们的知识，像选种、除虫、加肥等，土地生产能增加多少？有的认为不过20%，最高的估计可能达到100%。但即使做到加倍的程度，可以增加的限度还是很低。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再期望单靠农业就能拯救中国，并使人民的生活水准大大提高。”其中的道理并不难理解，农业受限于土壤、工具和技术的限制很大，要想跨越式提高产量是非常困难的。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费孝通认为只有从乡村工业着手才能解决城乡相克的问题，最终“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这与前述费孝通认为手工业衰退为城乡相克论的核心的理论是互为呼应的，他从传统经营方式中看到复兴的希望。
费孝通复兴乡村工业的主张，曾受到英国人、燕京大学经济系教授戴乐仁的启发。他在1933年发表的《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里讲道：“我记得几年前燕大教授泰娄氏就在中国评论报上发生提倡农村小规模的副业。从副业入手，非但是增加农场收入的良法，亦是采用机械的平坦大道。”同一时期杨庆堃、张世文、吴知、方显廷、郑林庄等学者也大致持类似观点。不过，费孝通的主张也受到都市发展、都市工业论学者的反对。有的说费孝通以恢复旧式的农村副业来为中国经济找出路，是“开倒车”，是“留恋”于过去，是退回到闭关时代的经济形态，是“梦呓”，是“幻想”。他们强调，中国乡村手工业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必然导致解体，是没有前途的，不值得惋惜。只有发展机器工业，才是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产业革命的结果是使机器代替人工，使工厂制度代替手工业制度，使工厂生产代替家庭生产，工业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如前所述，费孝通并非反对都市工业化，而是认为在当时条件下难以实现，所以他形象地说都市工业化论者看得远，自己看得近，他们是企图根本解决的“心肠硬”，而自己是寻求过渡办法的“心肠软”。乡村工业这个名字是不够漂亮，不够生动的，但是在这乡土中国，漂亮和生动常等于奢侈；“让我冒着‘落伍’的指责，再回到乡土工业上来说说。”他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乡村工业进行了辩护。
第一，不否认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相比存在着巨大弱势，但现实却不容许放弃手工业。费孝通认为：残酷的现实使我们最关心的，不是两三代或更长时间才能兑现的大规模机器工业的诺言，不是都市工业效率高或乡土工业效率高，不是工业的理想型或最有效的工业组织，而是过去几十年来和现在继续发生的手工业崩溃所引起的失业现象，以及由此导致农民生活的贫困。不是为了追求工业的充分现代化而让80%的农民收入减少，而是如何迁就现实并用最可能实行的有效方式谋求农民收入的增加，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在过渡时期仍要发展乡村工业，“中国的经济条件拉着我，插不起翅膀飞向‘前进’，如果这是落后，落后的不是我的选择（谁不想一转眼中国就有美国那样多的工厂），而是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这片这样多人耕种得这样久的古老的土地。”显然，这是颇为无奈的选择。
第二，工业尤其是轻工业不一定要集中于都市，也可以分散于乡村。费孝通从更深层次的区位角度，对都市工业化论者进行驳斥。譬如，在原料出产地就可以建立小型轻工业工厂。以丝绸业而论，小型工厂也能制出品质很高的生丝。而且，这种小型工厂还是促进农村技术改革的动力，工农业在技术改进上都可以联系得起来。尤其是从电力和内燃机成为工业的动力后，用电力来推动单位较小的制造机就不必挤在一个工场里面，从而造成了工业由集中而分散的新趋势。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在农村兴办小工业，只有农村容不下的工业才在都市中发展。进一步言之，在一件工业品的制造过程中，有些部分可以由手工来做，有些部分由机器来做。把那些不一定要机器做的保留在农家，而把须机器做的集中到小型工厂，则出品的质地不因部分的手工制造而不易改良。以上所说的是制造过程中纵的分段，把那些不必需要机器的部分留给手工业，借以利用乡村多余的劳力。制造过程横的方面，也能分成不同部门分别在小型工厂中进行。“若我们把制造过程拆断了，其中有不少部分是不需要大机器的，都可以分配到用电力推动的小型工厂或用体力的家庭工场中去制造，结果，以前乡村工业在技术上所受的限制就破除了。”
第三，乡村工业也可以是机器工业。费孝通认为，将乡村工业仅仅理解为传统的手工业、副业是一种误解，乡村工业不能等同于“手工业”，它可以是手工的，也可以是机器的，可以是家庭性的，也可以是工厂性的。真正有前途的乡村工业，并不是那种纯粹以体力作为动力的生产方式，也不是每家或每个作坊各自为政的生产方法。“除非乡村工业在技术上和在组织上变了质，它才能存在，才能立足在战后的新世界里。”也就是说，要想发展乡村工业，必须提高生产技术和改进生产组织。
所谓提高生产技术，就是将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趋于机器化。费孝通认为，必须使乡村工业在技术上逐渐现代化，脱离纯粹的手工和人力基础。有多少可用的机器就用多少，有多少可以引进的现代知识就引进多少。所谓改进生产组织，即提倡乡村工业合作社组织，这是费孝通更为关注的。他以养蚕制丝为例指出，单靠技术的改进还有不足，一定须有一个适当的社会制度。新制度的原则是很简单的，就是要使每个参加工作的人，都能得到最公平的报酬。同时在经济活动上，能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营业丝厂相竞争而不致失败。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经济组织中提倡合作原则。有了这样一个协调组织，散布在各个村庄的制造中心就可以只承担机器生产的一部分，或只承担制造过程中的特定环节，然后把产品汇合在一个大的中心工厂里组装。由此，“大规模生产的优越性在人口不用向城市中心带集中的同时保存了下来”。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在吴江县进行了丝织业的成功实验，在开玄弓村成立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规定一切生产器具由参加工作的农民所有，一切管理及行政的权力由合作员掌握，一切利益由合作员平均分配。费孝通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在合作社工作的人，其态度与营业丝厂的工人不同。她们的工作是为了自己，愈努力愈满足，不会发生罢工的风潮。如果说“一切营业丝厂非每年能获到利益，就不能维持，因为股东的目的，并不在给工人们工作的机会，而在股息的收入。资本主义愈发达的地方，资本向高利的流动率愈大。所以企业家一定要使他的工厂能维持一定高度的利率，不然立刻会有倒闭的危险。”而合作社则不然，其目的大部分在维持工作的机会，合作社的维持是建筑在每人生活的实际利益上，而营业丝厂则建筑在股东的息上，两者相去自然甚远。可以说，开玄弓蚕丝合作生产的成功是费孝通提倡发展乡村工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来源，也是特别有力的佐证。
还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从费达生的乡村工业工作中发现了城市人才回乡建设的转机。他曾针对都市对乡村精英的吸附及其影响，提出“有专长的人才退回到乡间去”的建议，非常羡慕英国乡村有“从都市里退休回去的医生、公务员、学者和富于服务心的太太们”。但难题是如何才能使人才下乡，以往乡村里缺乏可以应用现代知识的事业，人才是无法回去的。他认为，在种种能应用现代知识的事业中，最基本的生产事业就是乡村工业。费达生并不是一个人在江南乡村开展丝织业改良，而是她所在的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推广部有几百个女知识青年到乡里服务，费孝通认为这是现代技术与农民之间“最适当的桥梁”，是“一个极正确的道路”。为此，他还对一些知识分子偏重文字教育、卫生教育而不能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的乡村建设实验提出质疑。
结语
任何思想和学说都是时代的产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城乡关系的讨论中，费孝通由表及里，提炼出了“相成相克”的概念，从而突显了其独到的学术贡献。他以“相成相克”概念为中心，对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多方面的阐发。从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来看，费孝通认为一定历史时期的城乡之间并非是绝对的相成或者绝对的相克，相成与相克之间的张力影响和决定着城乡关系的历史趋势。对于古代中国传统的城乡关系，费孝通对“交流平衡”“有机调整”的相成一面给予了较多的肯定。对中国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城乡关系，则主要是否定的，他认为城乡对立、都市克乡村的现象极其严重。当然，费孝通只是从城乡关系的角度阐论乡村遭受都市之害，而不是完全否定都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在为城乡相克提出解决的办法时，他的目标是重建城乡之间的有机循环，达到城乡关系的相成与互补。但无论是关于古代传统城乡关系还是近代城乡关系，费孝通关注和分析的着眼点主要是乡村而非城市，而且乡村工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这一看法符合他对传统和近代城乡关系的基本评判，如果说乡村手工业的发达成就了古代传统城乡关系之相成，而乡村手工业的衰败也标志着近代都市对乡村的相克。正是这种一以贯之的思维，费孝通认为恢复和发展乡村工业才是解决城乡相克、促进整个乡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关键之道。所谓乡村工业，不仅仅是指传统手工业，而且是在传统基础上与现代的结合，既可以是传统的手工业，也可以是机器工业。应该说，费孝通以上理论和建议是基本正确的，这是一条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工业化之路。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被视为‘书生’的人，有责任把合理的方向指出来，至于能不能化为历史，那应当是政治家的事了。”事实证明，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并没有为此提供付诸实施的条件，乡村改造的思想和理论尚未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后，费孝通继续见证了城乡关系的剧烈变迁。在计划经济时期，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对副业有所忽视；从农村汲取资源，发展城市工业（有其国际国内环境的要求和重大意义），诸此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家收入，强化了城乡“相克”的格局。费孝通1957年重访江村，鉴于粮食增产而农民日子并未好过的情况，发出了“副业和农业不应当是矛盾”的呼声，显然是延续了以前曾有过的思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行，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费孝通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继续调查和研究乡村经济、乡村工业和城乡关系的发展，发表了《谈小城镇研究》《农村工业化的道路》《小城镇，大问题》《加快城市建设，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等著名篇章，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思路和建议，获得政府的重视。他的城乡“相成”论和发展乡村工业的建议恢复了应有的活力，对中国农村工业化以及城乡建设起到了实际的推动作用。从他最为关注的江南地区来看，现代化工业已经遍布乡镇，村镇交通连成一片，城乡关系基本上实现了他所期望的“相成”目标。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迄今仍有不少经济落后地区，城乡差别依然很大，城市对乡村的支配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甚至乡村凋敝成了媒体的新闻热点。如何解决这些地区的城乡差距和改善农民生活，是从城市经济找出路，还是继续关注农村的发展，具体路径是什么，一直是学界争议不断的问题。然而，在争论现实的同时，也应该回观历史，历史与现实是无法割断的，著名学者的思想遗产更是值得汲取的资源。立足于21世纪当下的中国，展望城乡发展的未来，重新梳理和反思三四十年代费孝通提出的城乡“相成相克”论和重视乡村建设尤其是乡村工业的理念，仍是颇有必要的。
end
〔责任编辑：耿显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P70—P117